据国家统计局调查，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出现上涨，住宅价格上行压力加剧。
也许从整体房价、全局数字上看，增幅还比较含蓄，但实际上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的房价涨幅和成交量扩大，“小阳春”一词已经难以形容，几乎可以称其为“暴夏行情”。如果用全球的坐标来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道不可思议的风景。无论是美英等发达国家，还是俄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其主要城市房价在深度下跌之后，还在维持低迷之势，但是被认为将最先走出衰退的中国，首先以房价的爆炸性上涨证明其能继续保持“亢奋的领跑地位”。
尽管我们仍然认为，以中期眼光来看，房地产的“阳春行情”必然是一个片段，它无法改变房地产市场最基本的运作规律——“社会收入流最终决定房价拐点、投资和投机最终依赖于自住需求的消化力和支撑力、社会贫富差距程度影响房价暴涨暴跌的幅度”，但是中国房地产行情回暖之“猛烈程度”，仍然令人异常吃惊。它并不能摆脱市场规律，但却见识了政府力量的强大。
简单地说，强大的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力、控制力和统筹力，在短期内确有可以改变经济运行的某些片段。
尽管房地产没有列入产业振兴规划，但中央政府大幅度减税、央行大比例下调项目准备金、地方政府默许土地转让金缓缴（甚至地块重新拍卖）等调控政策，降低了房地产商现金流压力，房贷政策的“重新宽松化”，凸显了房地产的独特地位。
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为了拯救经济，采取了4万亿元撬动天量信贷的“强刺激政策”。这一赌徒般凶猛的政策背后给人以恶性通胀的恐惧，严重的通胀预期导致全社会存在“去现金化”的心理，迫使人们去选择“去现金存房子”，而这非常明显地呈现在房地产第二季度的“量价齐升”上。
为什么拯救经济绕不开房地产？其实，这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流毒”。
2001年，打着行为经济学幌子而走红的凯恩斯主义分子希勒和卡尔·凯斯联袂发表了一篇影响力非常强的论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比较财富效应》（ComparingWealthEffects:TheStockMarketVersustheHousingMarket），论文的大意是房价的上升会导致民众觉得自己更富了（财富效应），于是他们就更乐意去花钱消费，而股票资产的上涨在拉动消费方面要比房地产弱很多。而美联储前理事、伯南克主席的密友米什金教授则干脆认为“HousingIStheBusinessCycle”（房地产是个商业循环），这宛如一个新的泰勒规则——美联储应当把住宅投资当作一个货币政策的领先指标来运用，这样才可以恰到好处地调控经济。
而在2005年，各国都热衷于比较国家财富，在英美发达国家甚至很多新兴市场的国家财富项目中，房地产一直占国家总财富的70％以上，其实这类似于地产泡沫的相互攀比。
这让人联想到日本在1989年的情形，当时它宣称自己的房地产财富是美国的5倍、土地财富占全球其他地方地价的一半。
因此，当亚洲一些国家认为房地产上涨不仅带来庞大的地方财政收益、巨大的国家财富颜面还可以迫使具有储蓄传统的民众胡乱花钱提振内需，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笔“好买卖”。但不幸的是，这个“流毒”现正在全世界被“剜出”。
最近，经济学家查尔斯·卡罗米斯（CharlesCalomiris）、斯坦利·隆霍菲尔（StanleyLonghofer）和威廉姆斯·米尔斯（WilliamMiles）细心统计后，发表论文《虚构的房地产财富效应》（TheMythicalHousingWealthEffect）驳斥了房地产的财富效应，认为从比较长的时间（永久生命假说）来看，房地产价格上涨根本不存在扩大消费的效果，而房产价值对国家财富的贡献是剧烈波动的。
实际上，如果真的采纳了“房价的财富效应”观点，而过度“呵护”房地产，那么它的经济脆弱性和震荡性就大大加强，并且造成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反而迫使人们采取更保守更悲观的策略，从而使得整体国民消费需求更低。